刘墉在父亲去世期间，正是《四库全书》这一伟大文化工程正式启动的时刻，而与此同时，乾隆帝对书籍的查禁工作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。 乾隆二十九年（1774年）八月，乾隆皇帝发布了禁书的严令，指出各省督抚在执行命令时，要将那些“触犯字义”的书籍严加审查、上报，并采取销毁或焚弃等措施。这道命令犹如一把利剑，直指那些被认为违背朝廷意志的文字。在乾隆的高压政策下，各地督抚为了不失职，纷纷上演着一场场“努力查缴”的戏码，仿佛他们的职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彻底的手段去执行这一禁令。最常见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将皇帝的禁令“刻印誊黄”，然后贴在大街小巷，让每个人都能看到、知道，仿佛是要通过这种方式“普及”这种政治思想的绝对权威。 到了乾隆四十一年，刘墉再度被任命为江苏学政，来到这个禁书查禁的风口浪尖。他不知不觉地成了这个历史大潮中的一员，作为一位学者，他的灵魂也在这股风暴中经受着挑战。次年八月，刘墉在金坛县主考时，遇到了两件令他十分棘手的事情。首先是如皋县的民童志磷上奏揭发，称东台县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《一柱楼词》和沈德潜所写的徐述夔传内有“悖逆”之辞。徐述夔，原名赓雅，字孝文，扬州府东台县人，虽然具体的生年已无法考证，但他在乾隆三年中举后便开始步入仕途。尽管他的作品常引用吕留良的语句，展现出某种民族气节，但这份气节，似乎并未能在他心中深深扎根。 徐述夔的诗句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，他多是以对时政的抑郁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为题材。他的诗作并未公开出版，甚至连自己撰写的诗集如《一柱楼诗》、《小题诗》等，也一直未曾刊刻。即使他在诗中发泄着某些对清朝的失望与愤慨，但他从未做出过什么出格的举动。实际上，徐述夔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抱有不小的愤懑，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才高八斗，却一直止步于举人的名号时，这种情绪逐渐转化为对政治的不满。他在诗中提到“江北久无乾净土，乾坤何处可为家?”这些字句中，似乎能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情绪波动。
展开剩余61%不幸的是，这些诗集在徐述夔去世后，由他的儿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付板印刷，原本是为了纪念父亲，但却为徐家带来了不幸的灾难。到了乾隆四十二年，查禁书籍的风声愈加紧迫，特别是江西发生了王锡侯《字贯》案，江苏地区的官员纷纷紧张起来。由于徐家这些诗集早已公开，而当时的禁书运动并没有停止，徐家自然也成为了清查的对象。 与此同时，徐怀祖的儿子们感到内心惶恐不安。恰逢此时，徐家与邻近的蔡家因田产发生了纠纷，蔡家不仅要求恢复他们家族的祖坟，还试图通过一笔银子解决这一争议。然而，蔡家的堂兄蔡嘉树并不善罢甘休，他威胁徐食田，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，就将揭发他家藏有禁书。由于害怕被揭发，徐家不得不选择主动向官府呈交这些书籍，做出自首。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，徐食田将书籍呈交至县衙。这时的禁令很明确，只要在限期内主动交书，可以免于追究。然而，蔡嘉树并未善罢甘休，他继续向官府举报，试图通过诬告来将徐家陷入更深的困境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徐家这些书籍被上报到江宁书局，书局的官员发现书籍上并没有“违碍”字样，便要求重新处理。此时，蔡嘉树的计划逐渐露出破绽，但他依然不死心，一直纠缠着县衙，企图通过种种手段将事情闹大。 随着事件的蔓延，江苏的官员逐渐将徐述夔的诗集提交给更高一级的主管，而刘墉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经过翻阅《一柱楼诗》后，刘墉认为其中语气愤激，并决定将此事报告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，进一步处理。在乾隆接到报告后，迅速做出反应，要求彻查此事，并对徐家进行严厉处理。 在乾隆的强硬指示下，事情愈演愈烈。乾隆帝通过密谕给江苏地区的官员下达了严厉的指令，要求他们彻底查明真相，给徐家一个无法逃避的惩罚。乾隆明确表示，虽然徐述夔已死，但其遗书仍要按“大逆”律定罪，这不仅仅是为了惩治徐述夔，更是为了给那些怠慢查禁工作的地方官员一个深刻的教训。 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，乾隆帝对于这些书籍的态度变得愈加严厉，最终甚至提出要对徐述夔父子的尸体进行剖棺示众，以示惩戒。这一系列的做法，给当时的官员和士人带来了深刻的震慑。在这一政治风暴中，徐述夔家族及其相关人员的命运彻底改变，甚至连一些无辜的地方官员，也未能幸免。 最终，在乾隆四十三年十月，徐述夔及其家人的尸体被挖出，剖棺戮尸，成为了这场禁书风暴的象征。而沈德潜这位曾与乾隆皇帝有着深厚关系的老臣，也因其曾为徐述夔作传而遭受了连带处罚。这一事件，深刻反映了乾隆帝对禁书查处的决心，以及他对维护清朝政权的铁腕手段。在这场政治风暴中，不仅仅是徐述夔及其家族，许多与之相关的官员也遭遇了无法避免的灾难。 乾隆通过这次查禁书籍的行动，不仅清理了“违碍”的文献，也在地方官员中打出了震慑的威慑。他的做法显示了当时权力的集中和对文化的严密控制，同时也彰显了“文字狱”这一历史现象的严重性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宝尚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